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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政协代表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来源:人民复三网 作者:未知 发表时间:2019-07-12 04:36:06 我要评论

记住呆萌的他们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25日由东北局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每单位参加人数1人至4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酌;其无团体组织仅有代表性的人士,则由筹备会其他单位共同推定。二、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中共中央在该文件草案中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初步建议:“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该文件草案后面还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其中党派单位10个,区域单位6个,军队单位6个,团体单位17个,共计3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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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介甫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3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人民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各界人士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作者:殷陆君,系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

这条“雷锋街市”是1965年3月自发组织成立的志愿服务项目。至今,“雷锋街市”已经连续开市54年了,累计有1.8万名志愿者为周边社区的居民提供志愿服务近26万人次。

图为活动现场。章佳礼 王茜 摄

我最初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在1949年前后。那时在报纸、杂志上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新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报道就更多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个具有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并被深深吸引。也是从那时起,我立志学习汉语,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1958年,在被塔什干国立大学东方学系录取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大学生活充实而又精彩,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一批高水平的老师。

1949年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册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后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所付出大量的艰辛劳动,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最先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筹备会仍是各小组中任务最为繁重、工作最为紧张的一个。因为不但仍有许多党派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而且各参加单位共计五六百名代表人选亦亟须逐一协商和确定,这无疑是一项极为复杂而严肃的工作。为此,第一小组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与李维汉的具体领导下,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们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司马先生说,昨日早上8时许,他从小区开车来到公司,刚下车锁好车门,突然注意到左后方车门有明显凹痕,严重的部位已碎裂。起初,他以为自己开车刮到什么东西,再一看车尾的号牌也被掰弯,这才意识到可能是人为的。

学生们纷纷与其合照称“楼管阿姨估计是要提前回家过年了”、“出圈的老爹好有梗”。

(念楼)

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

为进一步听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体意见或建议,根据沈钧儒的提议,东北局于10月23日同他们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区途中,沈钧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很快于10月30日致电中共香港分局,征询他们意见。

6月16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8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和政协代表名单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不仅阐述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等问题,而且明确地说明政协的性质、任务以及政协代表组成的依据,这就给之后顺利地通过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与上述许多党派要求参加新政协被拒绝正好相反,当时还有一些党派虽未争取,却被积极邀请参加,比如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此,周恩来曾专门做过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口号。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1949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也就是说,这三个党派皆有民主运动的历史,因此被邀请参加新政协。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对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1949年7月,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达北平,李维汉与其进行了谈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例说明该团体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等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和人员范围

11月15日,东北局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商谈,他们完全同意中央意见,并提出两点新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对此中共中央很快于11月20日复电表示同意。中共香港分局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中共中央都进行了采纳。

优化方式,丰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形式载体。政治素质属于人的内在品质,是思想深处的东西,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复杂性和迷惑性,要准确识别和评价比较难。因其难,更应为。要针对这些情况,切实改进完善政治素质考察的方式方法。要突出经常性,注重在日常工作、谈心谈话、调研谈话中了解掌握干部政治表现,经常深入工作一线、项目现场近距离跟踪了解干部,深入察看其政治能力和政治担当。要突出原则性,坚持“凡提四必”,对有关线索和问题认真开展会诊辨析、筛查甄别,对重要情况下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功夫,深入把握、准确定性,不放过有问题的干部,也不耽误没有问题的干部。要突出系统性,运用大数据建立干部全链条信息数据库和干部政治素质档案,建立健全综合分析研判机制,注重查阅政治理论学习、会议记录、制度文件、专项整改等材料,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情况搞实搞准。要突出联动性,加强组织系统内部各层级间以及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信访等部门的联动,注意听取人选所在党组织对其政治表现、参加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工作作风等情况的评价意见,深入挖掘分析政治方面的具体事例,精准评价干部的政治素质。

1948年9月18日,当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此次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

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从而达到了政治的严肃性与团结的广泛性的统一。

30日,省委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在福州召开。会前,省委书记于伟国作出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创新方式、细化方法,敢于斗争、勇于亮剑,攻下工作中的一座座山头,创造性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要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到实处,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切实做好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把干部的奋斗精神、创造活力激发出来。

审慎审查人民政协代表组成

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形成经济发展新支撑”,开展“双百攻坚”行动,即推进100个重大项目加快建设、100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落地。

三是创新融资合作方式,吸引和撬动各类资源共同参与,提升“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发展。

澄江镇在补偿标准和安置政策上,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积极帮助拆迁户解决实际困难,出台了《泰和县县城核心控制区农村村民住房困难户住房保障暂行办法》,确定了提前征收补偿、租赁保障性住房、优惠价购买商品房三种安置方式,有效解决了核心区村民住房困难问题。 (记者张武明 通讯员徐涛)

乔国桢曾先后七次被捕入狱,受尽敌人的酷刑折磨,患上严重的肺病,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在狱中仍不忘为党工作,设法与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所住的监狱养病室变成了联系全狱战友的联络站,并把自己历次入狱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写成万余字的狱中斗争意见稿在监狱里秘密传阅,向难友们尤其是年轻的同志传授自己在狱中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经验。他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只要我们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监狱的恶劣条件使他的肺病愈加严重,难友们想办法买来有营养的食物为他补养身体,他总是把难友们的心意转给最需要照顾的人。他在给监狱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对敌,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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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中共中央自8月起,开始邀请并护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并就筹备召开首届全国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协商与讨论。

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这一部分派别和团体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

确定政协代表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提出参加新政协书面请求的各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了逐一审查。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组长李维汉。

中国少年劳动党也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其负责人安若定等人请求少年劳动党作为新政协参加单位。李维汉于1949年6月底和8月初两次予以接见,认为少年劳动党成分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建议其考虑解散组织。安若定表示接受,并于9月1日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新中国成立以后,安若定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农行浙江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严格按照人民银行的统一安排和时间要求,高质量做好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推广工作,让企业银行账户的开户速度快起来,客户体验好起来,账户管理严起来,真正使客户满意。

当时,解放区还有人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照顾“汉留”这一全国性组织。对此,中共中央指出:汉留“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即使其中个别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参加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亦应以革命群众看待之,而不要以帮会看待之,免得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从而保证了新政协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此外,在政协会议筹备期间,还有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自香港派人来北平活动,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协。据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因此,新政协筹备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其中有的人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陆续回到了祖国大陆人民的阵营,通过参与新中国建设,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本报讯(通讯员 姚苗苗)架空线入地是北京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工程。2018年,因为4家施工单位和1家设计单位违约,致使西城区架空线入地工程进展缓慢。日前,西城区纪委区监委驻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向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制发了一份《监察建议书》,督促政府职能部门让施工和设计单位在《违约告知书》上签字,挽回财政资金损失436万余元。

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五、国家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

于是,李维汉带领第一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

记者5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企业发展,我国将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增值税政策。此次政策的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医院通知我说有记者来采访,我觉得挺突然的,其实就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儿!”4月16日,在北部战区总医院,记者见到了李高山医生。

辽宁省委对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坚持政治性、立足时代性、注重全面性、突出针对性、强化示范性、保持连续性、务求时效性,进行最顶层的设计、最全面的动员、最深入的阐释,努力提升学雷锋活动的生动化、具象化、日常化、暖人化水平,全员学雷锋、全年学雷锋、全面学雷锋,推动学雷锋活动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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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3日,第21届国际智能交通系统会议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上,刚刚完成以《用单目相机在高精度地图中做高精度定位》为题的演讲,肖中阳就被几位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堵”在了会议室后排。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和人员范围,充分体现了“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二三十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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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协筹备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30个团体和个人的书面请求。李维汉提出了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说: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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